元朝至顺二年（1331）春，回乡“闲居养疾”的前总管王穆收到其“乡弟”罗山教谕张叔英（见文末注释）的来信，信中满载霍邱“耆宿儒学”们的深情嘱托，希望他能为县里刚刚落成的城隍庙题写碑记，“勒石于庙，以图远传”。
读罢此信，王穆“惊且喜”，于是欣然命笔，作《城隍庙碑记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碑记》”）。该文载于万历《霍丘县志》第九册，这也是目前可见有关霍邱城隍庙的最早文献资料。
根据《碑记》，这座大型建筑于是年正月初开工，二月末完竣，前后耗时不到两个月，且是在寒冷的冬季。这座久经风雨的庙宇已有近七百年历史，其部分建筑至今犹存。
霍邱城隍庙今貌
霍邱的城隍庙是谁建的？为什么建？
第一个问题，《碑记》说得清楚明白：城隍庙的倡建者是当时的承事郎达鲁花赤，名叫怯列。“达鲁花赤”是蒙古语，意为“掌印者”，是蒙古国历史上的一种职官称谓。元代规定汉人不能担任官吏系统中的正职，因此朝廷各部以及各路﹑府、州、县均设有达鲁花赤，由蒙古或色目人担任，掌控实权。
据万历《霍丘县志》第五册《秩官》载：“宋嘉定十六年（1223）蒙古初置达鲁花赤治县”“元（霍丘）设达鲁花赤一员”。霍邱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达鲁花赤共两位，一位是昔里吉思，另一位就是怯列。由《碑记》可知，怯列在霍邱为官三载，颇有政声。为了尽快建成城隍庙，他“首捐己禄”，官吏士绅纷纷效仿，在强大的感召力下，修庙既未影响市肆交易，也未影响农时耕播，仅一个多月便巍然完竣，“神人俱依”了。
接下来的问题是：当政者为何要花费气力，用“公权力”去修筑满足民间信仰的城隍庙？
首先，按照王穆总管的个人理解：一城之中，有人则必有神，神必定会保佑那些对其虔诚的信徒；神祇与知县（达鲁花赤）各有分工，前者负责“理幽”，后者负责“治明”，这一“幽”一“明”几乎囊括了百姓日常的物质和精神生活。道理说起来简单，真正做到却并不容易，至少为民“理幽”的场所仍是空白，如今怯列率民筑庙，他对待神明尚且如此敬重虔诚，那么对待老百姓的“宽广仁爱”也就不言而喻了。这段话，虽是《碑记》所载的王穆的个人观点，却也代表了那个时代官绅阶层的普遍认知。
其次，是以怯列为代表的地方官员复兴传统，分步实施“建筑教化工程”的结果。王穆在《碑记》中详述了“近年来”霍邱城从“庙制屺坏”到“渐次创立”的过程：一方面，天历三年（1330）春，他回“安丰旧庐”闲居养疾，只要听到地方官有嘉言善政，他便欢欣鼓舞，“如炎而凉，如渴而浆，如口出而身履，如屠门之大嚼”；如若不然，便“心怀戚戚，数日不能排遣”。俗话说：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，这究竟关自己什么事呢？大概是“人心思定，天道公理去人心不远”吧；另一方面，想必来信中张叔英教谕也对“近年来”霍邱的建设情况做了详细介绍，于是他复载入碑，以彰其德：
一、文庙聿兴，则士风励，而人知所以劝学矣；
二、三皇殿成，则播植繁，而民知所以务本矣；
三、复修县厅，是堂高政平，民知承惠而讼简矣；
四、又修馆驿，是送往迎来，民知致廪而敬上矣；
五、再修尉司，为治之所，是盗所屏息，民知安其居矣；
六、虽忠显吕尚书祠堂，犹加缮完；
七、经营城隍忠佑辅德大王之庙，是祸福昭彰，雨旸时若，民知乐其业矣。
不难看出，这项“建筑教化工程”是计划井然、分步实施的，其目的依次为劝学、务本、讼简、敬上、安居、乐业，可谓统筹有法、指向明确，其中宗教建筑有两座：三皇殿和城隍庙，前者主祀天皇、地皇和人皇，也就是远古时期的三位杰出氏族领袖——伏羲氏、神农氏和轩辕氏，修筑目的在于劝农务本；相比之下，城隍庙略有不同，其主祀“忠佑辅德大王”，也就是俗称的“城隍爷”，他是古代民间信奉的守护城池之神，也是道教的重要神祇之一。
《碑记》中王穆对这七座建筑的描述还有三点值得留意：一是城隍庙的修筑用的是“经营”二字，也即初建，不同于吕尚书祠堂的“缮完”；二是这七座建筑都是达鲁花赤怯列所主持，当然，也离不开令尹杨承事、主簿康将仕、典史高安富等共襄其事；三是筑修的出发点是“为民创制，非徒观美而已”，整体格调是实用大于审美，突出其现实功用。
这座城隍庙的造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注释：万历《霍丘县志》第九册《记》作“张叔英”，乾隆《霍邱县志》卷九《艺文》作“张淑英”，同治《霍邱县志》卷十四《艺文志》亦作“张淑英”，今从明志，河南罗山人，曾任霍邱教谕，生平事迹不见于诸种《霍邱县志》之《秩官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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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2-5-31 08: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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